柔软的坚果

•     题目：结合自己的专业谈谈对中国文化艺术“软实力”的看法

•     要求：
•     1.内容：搜集、整理艺术“软实力”的相关资料，并对资料做简要分析，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     2.文体：研究报告。

•        引言（简要交代为报告所做资料性工作） 
          一、综述（主要代表性观点描述） 
          二、纵深分析（挑出主要问题分析） 
          三、个人评论（谈个人对问题的看法） 
          结语（简要总结讨论） 
          参考文献（必要的参考） 
          注释（规范地注明文章及观点材料来源）
•     3.交稿时间：2009年11月。

       ………………

     《时尚》这种催眠杂志，我平均一年买一本，而且一定是便携本。号称“便携”的《时尚》有半斤重；如果是卡通片，你定会看到我拿着杂志“哗啦”一抖，掉下三两五颜六色的消费主义大泡泡，镜头上移到手中，剩下薄薄一本二两白纸小书。

      那些讲座就在这二两白纸里。11月《时尚》的415页（共450页）以后，“活色生香”里，讲座大介绍。

      三味书屋讲座，单向街书店讲座，时尚廊书店讲座，“三言舍”讲座，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讲座，中国国家地理网自然讲座，猜火车文化沙龙……有些我知道，有些不知道。

     按照杂志里的网址，打开了他们的网站和博客，里面是这些东西：

 

     梁文道和他的环保朋友们——谈谈“气候变化”和青年责任
     时间：2009年11月14日（周六）15：00-17：00
     地点：单向街·蓝色港湾

   

     主题：  《 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源起 》

     主讲人： 肖冬连先生   

     时间：  2009年11月14日（周六） 15：00―17：30

     地点：  三味书屋（西单民族宫对面）

     主办：  三味书屋

    【猜火车独立影像论坛】11月22日张秉坚作品《现成品》放映交流会

     时间:  2009年11月22日(周日)
     14:00 - 15:21 放映《现成品》 (片长81分钟)

     15:30 - 16:30 导演张秉坚到场交流

     地点: 猜火车文化沙龙（方家胡同46号院C1）

   

    “中国新设计”系列 11：青年影像艺术家实验影像交流
     演讲人: 朱青生、刘旭光

     时间：2009年11月14日 10:30 - 12:00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

     合作方: 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新媒体艺术实验室、中国当代艺术档案馆

 

      ……

      ……

     我不是盲目崇拜中国“国际化大都市”的人，但看到这些讲座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呆在那里的片面冲动。

     对于爱想事儿的人来说，站在高人的肩膀上无疑是捷径。

     从这个角度上讲，身在京沪，尤其是北京，是幸福的；于眼界。

 

     在猜火车的博客里看到一些纪录片的概述：

     《现成品》，导演张秉坚

 

 

     被雷。原来，有人已经做到这样了。

     从对于生命历程的观念上来讲，我不是能安于过日子的简单主义者；这一点也好也不好，但是没办法，我改变不了。

     春天以来，一系列越来越清晰的问题越来越紧地萦绕过来：生命之存在，到底为了什么？我之存在，于自己，于世界，究竟意义在何？如果存在感与对周遭的贡献与影响成正比的话，以我之资质，如何做？

     这两年业务活动很杂。读过一些书，听过一些课，做过纪录片脚本，也接过商业宣传片，还包办过杂志的策划和人物稿，当然虚度过不少光阴；可以总结为是业务上的瞎试验。试验后应该有结论，结论和夏天北京纯学生岁月的结论之一一致：影像表达可能还是还是我所擅长。

     意识到这些、开始从创作者的角度真正思考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了自己身在井底。从在美术馆看到《X-后视盲区》那天起。那个12分钟的片子纪录了北方一个矿井的真实生活，有4个通道同时播放，四路不同的视听信号：一路井上机器运转，一路上井下机器运转，一路上井下工人作业，一路是他们在井上的日常生活，包括了尘肺病的病床。没有解说，四路同期声交杂在一个空间里，让观者的感觉赤裸而冷静地翻倍。

     还有很多例子。

     5年前，在复旦听俞吾金的哲学讲座，这个1994复旦辩论队的总教头鞭策我们：“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发现了新东西，其实只是因为你知道的不够多。”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如果从大四真正进入媒体，“被试用”算起，我的所谓“职业生涯”走到今年秋天已经是第9年，经历过五六种规则，见过三六九等的同行大家与“奇才”。所见所闻中，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首先是其温度与情怀，其次在于眼界。

     媒体即公共责任与公共表达的空间；基于此，如果把存在感的确立作为起点；把温度与情怀作为基础的话；眼界、世面之重要，不在于其五光十色，而在于这是我们思考、表达的必要条件。

     她是我见过的最小最漂亮的姑娘，漂亮得像粉玫瑰的花苞。

 

     11月3号，西安晴得彻底也冷得彻底，狮子老师短信来的时候我正在上课，多媒体教室的讲台上有一线艳阳。短信里两行字有三个叹号：“小苗苗诞生了，九点零六分！七斤重！是个姑娘！”
     短信里溢出满怀的欣喜。狮子老师和苗一心想要小苗苗是小姑娘的。
     也许是因为跟苗和狮子老师的关系很近，看到短信的直感是整个世界不一样了。
     想起《飘》里，斯佳丽和巴特勒船长的漂亮女儿美蓝降生，黑妈妈与巴特勒船长冰释前嫌。黑妈妈说：“我一连给罗比亚尔家三代女娃子换过尿布，今天真是个快活的日子。”
     巴特勒船长接道：“是啊，是个快活的日子，黑妈妈，凡是有孩子来到世上的日子，都是最最快活的日子。”

 

     今天正式认识小苗苗，她5天大，一头黑发，脸蛋通红，眼线长长，小嘴嘟嘟；在阳光下的怀抱里迷糊，细长的小手指头一动一动的，偶尔一眼睁一眼闭，不论谁抱，都撅着嘴朝人家的胸部找去，找奶吃。

     真正吃奶的时候却吃着吃着就就睡着了。我凑近了看她睡觉：十足的女孩儿样，像个玩具小兔；而当你正觉得她像玩具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她的小胸口随着匀净的呼吸一起一伏，这起伏提醒你她是真的，提醒你生命的神奇。

 

     相信很多人都对凝视婴儿眼睛的时候印象深刻。婴儿的眼睛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景色，黑葡萄一般，纯净、深邃，如天外秘境。

     他们来自另一个神秘的、原初的世界，他们的娇嫩开启我们心底里的柔软，让作为成人的我们看到自己的起点，觉得自己也无比干净轻快。
     生命如此美好，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呢？

 

     走出医院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这个发现让我由衷的欣喜。

     龙应台的新书《目送》，蓄积着惊心动魄的温柔。那种天命之年极朴素的心窝话。

     而且，温柔不一定只由感性构成。这很重要。

 

     封底，选自第一篇《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写父亲晚年：
    “你把花搁在他毛毯覆盖的腿上，就在这个时候，你发现，稀黄流质的屎，已经从他的裤管流出，湿了他的棉袜。在浴室里，你用一块湿毛巾，擦他的身体。……黄色的稀屎粘到你衣服上，擦不掉。”
     写家，《寒色》：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你要带伞。烫的便当塞在书包里，书包拎在肩上，贴身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尺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晚了，一顶大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黑甜时间。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被褥的松软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朦胧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
     写教育：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伤口，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
     写信仰，《（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如果，在我们十二岁那一年，窗外同样有火红烧天的凤凰花，溪里照样是鱼虾戏水于潺潺之间，野蛇沿着热带长青藤缓慢爬行，然后趴到石块上晒太阳，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灵魂很老的人，坐在讲台上，用和煦平静的声音跟我们这么说： 
　　“「孩子们，今天十二岁的你们，在四十年之后，如果再度相聚，你们会发现，在你们五十个人之中，会有两个人患重度忧郁症，两个人因病或意外死亡，五个人还在为每天的温饱困难挣扎，三分之一的人觉得自己婚姻不很美满，一个人会因而自杀，两个人患了癌症。 
　　“你们之中，今天最聪明、最优秀的四个孩子，两个人会成为医生或工程师或商人，另外两个人会终其一生落魄而艰辛。所有其它的人，会经历结婚、生育、工作、退休，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来的『懂』，作最后的转身离开。」
　　如果在我们十二岁那年，有人跟我们这样上课，会怎么样？”
     很久没有被什么文字击中了，而在《目送》里，这种击中感时常撞进来。

 

     被击中的第一理性反应就是想去看看当年燎原的《野火集》，看看当年的她。

     翻出《野火集》来。写“野火”的时候她32岁，是教师（这个发现让我很自卑），也是专栏作者。
     “野火”里涌动着那个年龄的特有的锐度与理想；而且，很耐人寻味的是，今天看“野火”时，发现20年前她想要烧掉的很多东西正是现在我们身边的怪现状。
    《野火集》20年再版时，她的一篇名为《八十年代这样走过》的字里这样写道：
    “‘野火’的中心信仰：‘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走过台湾的八十年代，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继续梦想光明，面对个人最深邃的黑暗。不眨眼。”

     当今天我们把许多问题都归咎于制度问题的时候，其实恰恰暴露了对个人的力量与坚持的忽视、对自己的本心的省思的缺位。

     这一点，并非台湾社会独有吧。

 

     初看，很难想象“野火”的犀利与《目送》的温柔是出自同一个女人之笔；掩卷细想时其实并不难理解：情怀始终如一，那么不论家国天下，一样是有温度的好东西。
     其余的都是形式。
     野火是“立言”岁月中知无不言的直白质问，《目送》是经沧海、知天命后的点到为止。

     知天命，历沧桑，更温和，也更坚定。
     同样不多言的还有流传更广的《大江大海1949》。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她在《目送》的序言里提到的细节：《目送》里的两篇文章，《目送》与《（不）相信》在网络上纷纷被转发；但转发《（不）相信》的，多是大陆同胞；而转发《目送》的，多是非大陆的华人。

     作者的一个猜想是：“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与‘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最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想起04年夏天，她来坛子做节目，我帮潇娘剪片子，在机房的线编机的轮子上我们反复听她安然说话，潇娘经常由衷感叹：真好啊。那年她刚刚从台北文化局长的位置上卸任。局长是马英九做市长时请她去当的，她说她的最大职责就是让文化保持原样。因为她的努力，曾经有一条马路绕过一棵古树而建。
     被问到卸任感想，她笑得大气而灿烂：“我又可以‘快意恩仇’了。”
     剪片子的时候我还小，对她所言所指理解不深；而今天重听重看时觉得真好。

 

     晚上，从亲爱的鸟家到我家的路程有三支歌那么长。

     鸟是十几年我最好的朋友（如果从认识算起到现在，那应该是18年，天），也是大学毕业后见得最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彼此面对对方时变化最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很多好朋友都变成了他们职业中的人、彼此见面时需要没话找话的同时。

     亲爱的鸟在地球那一端，平均每两三年回来一次，见两三面，然后在MSN中等到下一个两三年。今天是我们这两三年两三面的收尾。

     每一次的收尾都会不舍，但也会过去。下一次的见面，很多的事情又会大不相同。

     想起十几岁时我们恣意妄为地在傍晚家属院门口的车流边聊彼此的情窦初开——如果当时知道会如此分离，可会多留几分钟?

     又有多少际遇是当时决然想不到的呢。

     生命就在这样悄然赫然混沌意外中走过了，没有重播，只有剧照式的片段，那些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越来越知道很多事情的珍贵，但也越来越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放在心里，悄悄怪自己笨。

 

    

     上周末，哗啦哗啦的大雨天，我在老革命家里问一个常规问题：延安时期那么艰苦，让你们坚持下来的是什么？

     老革命不假思索地说：是信念。

     我追问说什么信念？

     解放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那是我听到过的关于这句话的最发自内心的笃信。

     我使劲看他的眼睛，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突然闪耀出的光芒，就一直那么正常。

 

     1956年，鲁艺学员贺敬之回到延安时，已经和她分别10年。著名的《回延安》是这样开头的：

     “心口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档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

     很难再有这么滚烫的句子了。

 

     小时候历史课本上的延安在老革命的叙述中、在那些滚烫的句子里很近；但在现实中、在宣传的文件中又很远。在这个吊诡般的9月里，延安就这么忽近忽远。

     延安是什么？

     当然不只是一个地名。

     那是一段岁月以及与岁月凝结在一起的魂儿。我猜想那时候谁都不能预知中国后来会怎样，但大家都清楚不能一直像当时那样；谁也不知道往哪里走是绝对正确的，但肯定都知道应该动脑子去想去做，而不是徒然等待；谁都知道日子苦，但大家都觉得心里热。热烈的魂魄熊熊燃烧，烧到更远更广的地方去。

     热烈，燃烧。这些心里的感觉就是勾魂的密码吧。

     有温度地活着，人的存在感会更强。

     温度催化创造力。在最苦的日子里，质变产生了。

     当然也有党派纷争、各种人事、利益。但那些是附属品。 

     一个事业的主要目标是事业，而不是利益、人事的时候，这个事业会好。

 

     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动荡年代。

     我想，需要看到的不是那些主义，而是那些关乎温度、理想的故事与细节。

     那些关乎“人”的东西，是永恒的。

   

     我在电话中邀请老革命们回延安，在故地的直播里讲故事。当年的老革命在世的已经不多，不少在北京。在自报家门时我告诉他们家人这是和延安有关的事，老革命们就马上来接电话了。有的老革命90多岁了，接了电话，耳背听不清我在这边大声慢速的句子，就又由家人转述；有的家人接电话告诉我，老革命已经不适合长途旅行，我就告诉他们到时候请他们看电视。

     能来的占少数，于是我一再谢他们；有个老革命说：不谢，这是工作，要完成。

 

     严格来讲，我们请的老革命不全面——由于节目内容的限制，我们请的是毛爷爷身边的老革命，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幸运”的老革命。

     周末，凤凰，杨老师的走读南泥湾，宣传片里的最后一句是：“今天的我们，与当年那个南泥湾之间，距离有多远？”

     他戴着80年代常见的干部蓝帽子在镜头面前穿上这军装，花白的山羊胡子在军装上方一抖一抖的。

     我在电视机前拿着我们的方案自卑。

 

     其实老革命不是大家认为的最重要的重点。邀请上最大的力气花在请毛新宇和毛家其他后人、几个毛爷爷的特型演员来来到现场；演员们当然要有出场费，而老革命们可能没有稿费或者有几十分之一于演员的稿费。这种邀请在节目炒作中被称为“毛家血脉大盘点”、“毛泽东演员大盘点”。

     我在大盘点的逻辑中一次次抑郁。

     我当然知道直播不是纪录片，要有多元化的元素、有节奏、要有可控性；我也懂得节目要好看，有意义的同时要有意思的道理；但是这种真革命不如假革命的逻辑真的很奇特。

     我们一边被领袖的思想教育一边消费他们：消费他们的各种秘闻，消费他们的后代，消费他们的扮演者……

     唯独不太感冒那些真正哭过笑过、有可能真正走入我们心灵的、活着的历史。

  

      张爱玲名句，说爱情。说爱情的时候这句子微妙而略带忧伤，让人觉得爱情的珍贵和闪烁。

      其实又何止爱情如此。于千万人中遇见那些知己，最想说的也是这句。

      不同的是，说时带着惊喜。

      如果，我们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知己们在同一时空相遇，那同时发出的“你也在这里”，该是多么壮观和有趣。     

     “世界正值夜半，诸神逃逸，大地瓦解，人成为大众，一切自由与创造之物遭到怀疑与敌视，殃及整个大地，而那些幼稚的范畴如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等等，早已成为荒谬之物了。
                                                                                                                         ——马丁·海德格尔”

     雷，多好的文字和意思。可惜现在才看到、懂得。

     想要彻底看懂这些文字，包括暗藏在字面之下的各种典故，想要写出那种我喜欢的梁文道陈丹青朱大可崔卫平等等等等路数的字，还是绕不开希腊神话西方哲学文艺理论美学思潮电影运动等等等等……

     小时候看书太恣意妄为：（

     向执行力超高的博后C老师学习。

     中午田田和小甜甜终于发婚，很好很好的事～

     田田在疑似自拍的短片里对着镜头说我真的很爱你；小甜甜说这些话他从来都没说过，估计以后也不会说：D

     昨晚抄诗经后在宣纸信笺上连着写下他们的名字，写下的时候心里真高兴。就是喜悦流淌于笔端的那种高兴。

     想起那些闪亮的日子，多么重要多么好。

 

     忘了说，田田是九七新本我的同学，我干电视以来第一个同事；小甜甜是我毁人不倦以来第一拨好学生。

     世界确实小。

     题解：从圆明园到大观园，夏天课程结束后第一天我的运动轨迹。
     

　　●找不到98年一个人来圆明园时，荷花海边的那条长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美丽的小路了。

     所谓印象其实往往是拼贴。记忆里那路通向西洋楼，就是著名的12兽首的大水法那里。在一个同样闷热、有点晒的夏日，我拿着个傻瓜胶卷宾得相机，走向我早已从书里知道了的圆明园的现实未知。
     那书叫《圆明园幻游记》，是在莲湖路新华书店买的，绿皮，上面是西洋楼那著名的牌坊，我的重要历史知识普及读物之一。两个小学生一个叫圆圆一个叫明明，他们的梦境讲述了圆明园当年的盛景和盛景的幻灭。圆圆明明南柯一梦，穿行于康雍乾三代的盛世朝堂，看见雍正带着乾隆跪在康熙的大殿上，眼珠子骨碌骨碌的；还化装成小太监，看见乾隆和香妃在法线墙处戏耍，不敢吭声。

     拜书所赐，早于兽首回归案15年我就知道大水法的神奇了，每到一个整点相应的兽首会喷水，到了正午12点12兽一齐喷水，很是壮观。

     我不止一次向人推荐过要去走圆明园的小路，这一切都来源于98年我一人走那条小路的惬意以及当时圆明园游人的零落。

     在当时，怀揣《圆明园幻游记》的想象来找现实，确实很有趣。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圆明园是全国人民的大公园，布满了穿格格服照快相的、卖烤香肠的和卖全国通用旅游工艺品的。到处都是人的局面弄得我只想快快出去，而这园子又太大，半天走不出去。

     西洋楼、福海交界的地方有个免费兽首展，跟着人流进去了后发现全部是大小兽首复制品，出口处有卖各种价格的兽首的。

     奇异的逻辑、奇异的景观。兽首先是被媒体过度抄作，然后在其“故乡”被迅速消费。

     真有人买了，怎么带回去、带回去搁哪儿、说什么呢？

     走到西洋楼时照例有很多人去和那些废墟合影，蔚为壮观。
     想起98年的我怀着那种有些叛逆的少女情怀，不喜欢柔美可爱，喜欢断瓦残垣，喜欢粗砺的牛皮、麻绳等等，所以从视觉上很喜欢圆明园。
     而现在再看，确实是叛逆少女情怀。
     那些巴洛克、洛可可、罗马式等等的大残石头背后，是怎样滚滚而来、呼啸而去的岁月。
     去了去年新开放的九州景区，人很少，依然是废墟，而且不像西洋楼，剩一大堆洋式石头；这里基本上什么也不剩。当然，也希望这里最好就一直是这样，千万别做什么仿古重建。

     那段盛世离现在太近，且以伤痕收尾，应该激不起“重现**辉煌”的当代奇观。

     最有意思的收获是买到了一副历代帝王画像扑克，54张牌，每一张是不同的帝王画像，印刷的画像全部来自于古本帝王像。我很有兴趣哪天真拿它打一场牌，看看秦皇赢了汉武还是玄宗PK成吉思汗。
     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符号，招人喜欢的老百姓的智慧和语言；在西洋楼遗址旁边的旅游纪念品小商店，一面是买卖，一边是和断瓦残垣合影的中外人士，好一幅众生喧哗的图景，真格的北京欢迎您。

 

     ●踏进大观园的第一刻就后悔了，后悔在圆明园为找好看的荷花暴走了太多，耽误了时间。

     更神奇的是刚遇到潇湘馆，就兜头下了一场积蓄已久的暴雨。
     大雨，被困潇湘馆，眼见荷塘共斑竹一色，多么惊喜。虽然潇湘馆后院荷塘边的房子里是摆着古琴的古装照像处，桃红柳绿的古装摆在屋里，山寨版元春、熙凤、黛玉们的照片依次挂在廊上。

     大观园是一直想来但没来过的地方。对红楼的钟爱已持续15年。

     这个园子安静地坐落在京城之南，来的人很少，又有了年头，一看就亲切。

     想起西安的大唐芙蓉园。很有意思的一对儿对照。一个是生生把历史真实中的场景变成感觉浮华壮观的现代化景观；另一个是不事张扬地把故事里的事儿变成好像真的存在过的事儿。

     除去地理区划、长官意志和资金多寡等客观因素，我们有那么多老祖宗的底气，但我们却比北京更不自信，做出芙蓉园这样的文化奇观，喊出“重现盛世”这样的口号。    

    （特困，待续）

     挖了坑，没写，亲爱的乐乐留言说：有题目，没内文？

     其实是种综合的感叹。以前说过，尽量不再描绘的“感觉”。更何况现在这感觉距离说不再描绘的“当时”，其浓度已经相去甚远。

     来源于跟十三不靠和大叔哥哥吃饭的那天，在台门口等十三不靠，十分钟遇见一堆人。先是碰见小实习的学生，电视台新来的小妹子的惊喜与胆怯；后是遇到卫视当时做片头的大眼睛小伙，瘦了一大截儿，一见我就说“你一点变化都没有”；而后在十三不靠进入视野的时候迎面遭遇坛子里的老生姜，不得不说话的顾左右而言他和诡谲，尤其是走过来看清了当时的潜规则和潜意识后；连坐上车奔大叔而去时还接到机房老师的电话，说刚看见你了改天请你吃饭。

     这个省级电视台还是和我有着各种联系，同时今年以来，悲观者们认为它越来越显出末路相。想起来去年秋天在机场碰见高老师，一向保守的老师突然说这台如果不从体制上变肯定玩完这样的雷人之语；同时还劝我去北京吧。

     在北京听说卫视的后事，这个规则里，没有什么螺丝是不可替代的；不可替代的只有当年的我们自己。

     还有坛子里后来的翻云覆雨，确实我之离开还是比较单纯，后面同事们遭遇的种种内耗匪我所思。

     补写这篇字的时候吉他马上线，问我上完学后去哪？彻底离开电视了？

     大半夜，只有这类厮会赤裸裸问这种回答不了的问题。

     所以会想起庄子说的，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单纯从文学角度看，小的时候被相濡以沫感动，现在觉得相忘于江湖的美感更有厚度和回味。

     西安夜雨，真是个好睡的良宵。

     我把一套新版的文白对照《史记》放在魏叔叔王阿姨家桌上的时候，离上一次来这里已经11年了。

     上次我还在大学二年级，穿着自己选来的蓝格子布长裙自己来北京，捧着一束大红色康乃馨来看他们。

 

     叔叔阿姨就是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到陕北的北京知青，后来返城来到西安，一呆就是十几年。他们认识我妈妈的时候正是二十多岁的日子，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成家一起有下一代。

     他们的儿子叫宝宝，我叫宝宝哥哥。宝宝哥哥从小和我一起玩。妈妈说那时候我家先买了洗衣机，那时候周末只有一天，于是有的礼拜天他们一家就到我家来洗衣服，两个小家庭一起玩。

     我在家里的背面有粘胶、正面有玻璃纸的老相册里看到魏叔叔给我和宝宝哥哥拍的照片，我们在他们家把跳棋盒子打开，把整杯的水泼在四周有边的折叠方桌上，把跳棋里的弹球放在水上吹着玩。那时候叔叔很喜欢摄影，老给我们拍照片。那些照片大都是黑白的，很有层次的光线中有两个标准的80年代好儿童。

     我初中的时候叔叔阿姨全家在落实政策的关头，放弃西安的好工作，回到他们的北京。

     一去至今15年。

     妈妈走在第13年。

     宝宝哥哥的儿子叫大禹。大禹出生的那天下大雨，于是就叫了大禹。王阿姨说大禹一直很喜欢水，喜欢绿色。

     很久没有见这么漂亮的小男孩了，有着他爸爸的额头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有着她妈妈秀气的下巴。我蹲下告诉他，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认识你爸爸了，大禹的大眼睛忽闪忽闪，闪烁着一点点将信将疑，嘴唇抿出腼腆的笑。

     叔叔阿姨退休了，他们的屋子有我奶奶家的味道。

     他们也确实是奶奶爷爷了。

     叔叔说到西安，说生活了14年啊。我说而且那14年是你们生命中最美的岁月。

     叔叔阿姨、妈妈、我都是很平常的人，所以没有起伏巨大的故事；但越想，涌出的细节越多，而且都有妈妈，不想过多的写出来。更想放在心里。

 

     想起今天影片分析课。《暗恋桃花源》的开始，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荡着秋千分别，金士杰的江滨柳酸酸的文气，说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住了；云之凡说我们一个家在东北，一个在昆明，怎么会在上海认识？！江滨柳笑笑地望着她，说不在上海认识，也会在香港认识，在武汉认识……

     看到这里，哥特气质女老师说看到这里意识到，原来青春是可以拿来许愿的；当有一天不敢许愿了，又能做些什么呢？

     突然不敢想妈妈们的这30年。

     判断和了解一个环境，游客的状态肯定是不真实的，要在其中自然地生活，各种感觉、判断才更真切。

     01年毕业后，我的又一次短暂的大学生活就在这样的感觉中将行结束。

     第五周的课程，电影史论研究与影片分析。前几周忽冷忽热的课程终于回到正常的温度，大家都开始安于做一个纯学生。

     这一行里，一堆成人们一起上课的状态是好玩的，彼此有自己的独立意识，独立地接受并议论；而且，大家之间是没有工作的纠葛的。

     所以最后这一周里，大家都更愿意找出各种理由在一起。

     在刚刚过出学生味儿的时候。

     在慢热四周后的第五周，最后一周。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规律。

     忽然又一周。

     这次的北京，时间最长，被各种老师折腾，忽而学院忽而现实，忽而激情忽而枯燥，总有忽冷忽热的感觉。

     《艺术创作方法研究》，来了个美国式的国画老师，用类似《春风化雨》的方法教人。

     台下的我和同伴们是成人，无法像那帮诗歌男孩一样马上被启蒙以及表现出来，所以结果是冷暖自知。

     什么样的老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的自己。

     印象深刻的：

     要有作品意识，出场即作品。

     作者很重要。

     艺术转换观念。

     学的是认识论与方法论。

     留作业：

     一，寻找自己的绘画语言，画一个最美的自己和最丑的自己，不管你是不是学画画的。

     二，做一个可以作为作品的东西的选题报告。建议方法：列10个，遴选1个。按照选题——切入方式——自问：感动自己了吗？——自己的批评的思路来。

     第一个作业，我学过画画，简单的素描和水粉，但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其实只拥有了简单的技法，但没有拥有观念，没有拥有将自己的想法准确地用绘画语言表达出来的能力。比如表达自己最丑的“没想法”的时刻。找不到具体的画面准确表达“没想法”的瘫痪感。同时却很容易被很多东西启发，做模仿和改进。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画画的时候存在。它的存在让我感到沮丧。

     第二个作业，我改了秦腔脚本中的一集，本来是为了省事，结果在修改当中发现如果每一个作品都按照10选1的方法去做的话，作品会真的很慎重，因此思虑成熟、很“作品”；而后在这偶然的修改当中发现我之前引以为傲的那个两万多字的脚本，其实有多么多的缺陷。

     又沮丧。

     要告诉自己，沮丧一定只是、也只能是第一步。作业做到这个份上，其价值也不错。

      再次感觉到城市的好玩。

      一个活着的城市的细节、它的魂儿的种种体现、烙在人身上的印子。

      那些少年人拼命想摆脱但摆脱不了、成年后频繁发现那些神秘印记、老了后拼命想找回的东西。

     写作业。很基础甚至白痴的提问“艺术是人类必须的吗”，写起来却发现想要写好，恰恰需要调动各方面的能量。谈起源要调动历史常识、论证要用逻辑关系，想要吸引人需要文笔和结构。而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不仅仅是自己是什么人的问题，还有阅历与思考有多少的问题。

     脑子僵，写得不满意，不能比别人写得好好多。

     沮丧，恨自己。

      饭否，从李小白地里发现的一个70字博客，很聪明。申请了但不常写，李小白和老黑写得勤写得好，这世道聪明人真是越来越懒越来越省劲儿了。

      雕刻时光，1994年起于北京的一连锁咖啡馆，大学附近，木椅子，白格子窗户，很多学生来这里坐着看书写作业，今天发现几个老师模样的大叔也坐在这儿。

 

      周六是我唯一一天的闲，来雕刻时光做采访提纲。心里乱，只剩了饭否式的句子：

     

      周末下午的雕刻时光咖啡馆像西安中学初九四级二班的自习课一样自由市场。不同的是没有人记纪律、打小报告。

 

      旁边桌上的姑娘操着京腔迅速说：“我觉得22还可以，23就像过了个坎儿，老了。”

 

      白色灯罩上的话：

      宝贝：

           今天你不能上网，我就爱上了读书。
                                                          2009．6．4 东楼

     

      我是把做方案的好手；但电视的实施实在因素太多，包括我自身的。

      ——我不会就这么变成行动的矮子了吧？！汗。

    

      人生进入哪个坑真的很偶然。

 

      昨天晚饭，海军老师说：老顽童需要有那口气儿，憋着跟年轻人拼和混。一旦泻了气儿就一落千丈了。

 

      怎么这种咖啡馆还有人相亲。还坐在我背后。

      无趣的人相亲真折磨。

 

      窗外一层大国槐一层大白杨。想起惰说：“我喜欢大树。大的树。”

     大猫来短信：我好高兴啊：D

     我回：我也好高兴好高兴*^ ^*

     几大巨头要聚首北京了，我能同时见到几年也不同时出现的大猫、潘处、唐怡。大猫和潘处在北京，我和唐怡是高中最好的朋友，她在深圳。

    

     不谋而合去吃烤鸭鸭。

     两个多小时，一半的时间是眩与炫。

     1997到2009，各自的道路走了12年，环境已经将我们塑造得太不相同。

     我不像刚毕业的时候，见到西安孩子从南方回来抱怨西方的落后就暴怒；我知道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彼此面前其实即便是炫，也代表了状态的放松和现在的好——不在我们面前放松，还在哪里呢？我会深深为这些高兴，而且一样爱他们。

     但是还是喜欢安静简单、更通向内心而不是炫形式、没有压迫感的美。

    

     下午文艺理论课上，学院派老师说到现代社会危机，经济效益、消费主义消解着人类自我存在的内在价值。

     我知道这话太绕，可能上课上晕了吧。我的课程和我的工作，其实都不很贴近那些大地上最现实的东西。

     北京，早上6点半被晒醒，躺在10楼的上铺上看一眼东边的操场，然后转身发愣，起床。上午英语下午文艺理论，中间歇一个半小时去吃饭整理，师大食堂真大方，要个麻酱凉面，女师傅扬手就是一大勺麻酱。

     下午下课后见人，夜里回闷热的宿舍睡觉，周而复始，昏天黑地。

     重回学院，上很学院的课程，做纯学生，遭遇各种常识。

     漫长而截然的日子，纯学生的生命体验。

     周三午间，和两个前辈谈论起宗教。

     一直记得节目嘉宾周宁和朱大可在几年前说的话，大意是不少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态度挺可怕，透着功利主义，总是要去“求”点什么：考学的求考上，生病的求痊愈，官场的求仕途……“菩萨保佑”是经常听到的话。

     四月，去法门寺，台湾人设计的新景观：千米长的大道尽头是著名的“合掌”型的舍利塔，两边是释迦牟尼的十个协侍菩萨，每尊十几米高，舍利塔门厅是弥勒佛和金刚们，大殿里是释迦牟尼，上面是卢舍那大佛。

     必须要说的是：所有的佛像都是巨大的金身，整个一派金光灿灿的宏伟景象，那感觉像海南，像香港，像福建……

     就是不像长安。

     近来的几次简单游历，越来越感觉到我的长安的宝贵：她不浮华，不超速，安静地守着庞大的身躯和比身躯还庞大的灵魂。

     我无法想象佛指舍利真的搬到隔壁那簇新簇新的大手和金子里去会是怎样。

     说回来，像长安的是法门寺的老禅院。灰、黑、绿，没有太多拍照的游客，有的是偶尔穿梭的僧人；没有金光灿灿的佛像，有的是连廊上给大家看的佛理和修行方法。

     我就是在连廊上看到修佛的方法有四种的：持名念佛，就是口里喃喃念道“阿弥陀佛”；观像念佛，就是看着菩萨们的面孔，心有所依；观想念佛，就是将心思寄托在一些日常的景象，比如水，太阳，等等上面，看到他们就看到了关于佛陀的信仰；实相念佛或者无相念佛，这是最难的方法，就是心中有佛，不须要一个具体的听觉或者视觉形象寄托。

     所以，菩萨像只是个寄托。这也就是为什么历代菩萨像不一样的原因。寄托嘛，总要和时代土壤无数次接轨。

 

     法门寺的金光大道上照例有很多拜佛的人，我也凝视过那些菩萨安详的面孔，想到历代的菩萨像们不管多么不一样，有一点是共同的：面孔和表情的安详感塑造。这也高度符合观像念佛的规律。

     曾经让我有点骄傲的是自己和嘉宾们说的善男信女们不一样，我在凝视菩萨的时候具体的“求”很少，多数是在凝视中获得片刻的安静，想想自己知道不多几句佛经，同时愿万物都好。

     我也在以前写过我信的是佛理。

     但是，我为什么信呢？

     这是周三中午的空谈让我一激灵的地方：我发现我还是有所图的，我图安静。因为我不安静，我浮躁。

     这个发现让我沮丧。

 

     必须要说的是，这个浮躁相较于上世纪90年代的浮躁又不那么初级，可以说是“2.0版的浮躁”：比如去书店走走，我们已经超越了前些年的“无书可读”（《新周刊》一期主题策划），但我们的阅读越来越快餐化，被媒体宠得哪怕是再大的好道理，太厚不读，没有好故事不读。

     这可能也是国人心态的现状吧：在超速和浮华里得到了物质的相对富足，同时在双刃剑的披荆斩棘中意识到了安静的重要性；于是又多方寻求宁静，在浮躁中寻求宁静，但是宁静是为了喧嚣起来更有定力，还是走向什么别的地方？宁静的状态导向的终极归宿是什么呢？

     不知道。

     宗教是很多人镇静剂，但宗教的终极意义仅仅是这个吗？当然不是。

     那么，又有多少人追求得能比宁静更远一步呢？你我能吗？

     需要好好想。

     小的时候我认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一句极其恶毒的话。
     我童年、少年时代的新年,总是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中度过。因为太害怕快乐的节日一纵即逝。我总是绝望地看着除夕、初一、初二一闪而过，当初三来临的时候，我幼小的心灵已是满怀惆怅。这以后的每一顿年饭，对我来说都像“最后的晚餐”。
     现在想来，那也许是我对人生短暂这一悲哀的最初体验。
     我从就小狂热地向往一切热闹欢乐的日子。在童年的记忆里，春游、运动会全都是盛大的节日。我会很早很早就开始期待，并为它们的来临做准备。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会洗衣服洗鞋，这是因为我等不及母亲为我做这一切。当年的孩子流行穿白网鞋，绿色的橡胶底。每年运动会前，我都要提前几天，把我仅有的一双白网鞋洗得干干净净，用白鞋粉仔细地涂抹，并且把一双一直舍不得穿的新袜子压在自己的枕头下面。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每年只要开运动会，这一天就一定会下雨。我久久盼望的日子，往往会被清晨的雨水浇得一塌糊涂。
     母亲说，背上书包吧，运动会开不了啦，今天肯定还是正常上课。
     我立刻愤怒，说不定雨马上就会停。
     那操场也干不了。
     干不了说不定老师会带我们去体育馆。
     我自己都知道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双方的妥协，我背上书包，但同时带上运动鞋和新袜子出门。
     多少年后，我还能清晰地看见，那个雨地里怀抱着一双白球鞋走向学校的背影，他是那样的无助，他是那样的幼小而哀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小就厌恶“正常上课”这样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日子，我总期待着能发生点什么事情，今天可以不上幼儿园，可以不上课。

 

     我从小热爱火车。
     我的老家在上海。过年或者假期，就会有机会乘火车回老家。这是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最幸福的事情。
     我熟记西安到上海火车所停靠的每一个车站。
     印象最深的是符里集，这里盛产烧鸡。因为贵，父亲总是舍不得买。我看着邻座的人。像电影里的美国兵一样，一把扯下一只鸡大腿，大口大口地撕咬，真是羡慕得不行。心里暗暗地发狠，日后自己挣钱了，一定把站台上所有的好东西都买下来。
     列车每前进一段，就有新的诱惑在等待，无锡的大排骨、苏州的豆腐干……我内心快乐的潮水就会上涨一层。这种涨潮的感觉让我幸福得眩晕。
     那年月西北太苦，荒凉而物质匮乏。夏天孩子们唯一的冷饮就是四分钱一支的冰棍。而上海不但有各式各样的冰砖、雪糕，而且还有南京路的高楼，外滩的轮船。
     因此，每次返回西安的时候，面对同样的一段旅程，我又会经历一次退潮的痛苦。
     我常常在放学以后，走很远的路，去铁路边看火车。
     黄昏的斜阳金灿灿的，把两条钢轨照得闪闪发亮。站在那儿，我会长时间地发愣。这个时候，我的心便会被那条亮晶晶钢轨牵走，一直走向没有尽头的远方。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挨了父亲的打，负气出走。当时我想都没想，便向火车站走去。而焦急万分的父母却只知道在所有亲戚同学家找我。
     多年以后，当我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这种“火车站情结”依然挥之不去。我的家是同事、朋友们的周末俱乐部，甚至成了车站候车室。因为我家空调安得比较早，夏天他们路过时，便会毫无顾忌地进来凉快一会儿，说你家比火车候车室还凉快。记得我最初的住房只有十四五个平方米，放上家具后，人走路都有困难。但有一次聚会，这间小小的房子里，竟容纳了近二十人的彻夜狂欢。

     我爱喝酒。我的朋友绝大多数也爱喝酒，一些不喝的人,跟我混久了，也会举杯邀醉。
    上大学的时候，没钱，同班的哥们儿又都好酒。晚上上自习，常常会你两毛、我三毛地凑出一块钱来，买一瓶廉价的白酒。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常喝的牌子：方瓶的“绿豆大曲”、酒精勾兑的“博望”、“小角楼”什么，后来是四川沱牌，也是一块来钱。一瓶酒从教室的第一排开始，一人一大口，传不到第八排已见了底了。
     那时啤酒与我们无缘，太贵。
     我热爱那酒后的热闹与激动，那种忘我的陶醉与下意识的不能自已，这种状态让我感觉良好。
     刚工作去济南出差，见到了大学的哥们老张，他见我第一句话说：“咱们回家吧。”我心头一热。老张是我们朋友中第一个结婚的人。他的家也是我们这伙人的第一个家。那天晚上我们喝啤酒，很好的瓶装“趵突泉”。我喝了近二十瓶。这也是我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
     以后，但凡节日或者朋友到来，我都会想方设法制造豪饮的机会。一喝十多年。我一直想有一个能计数的开瓶器，我想十多年下来，那上面的数字一定是耸人听闻。
     其实，爱酒爱的是酒所营造的气氛，他能排遣我时时袭来的孤寂，让我在一种欢聚一堂的情感海洋里起伏，时时感受到友爱的包裹与情谊的抚摸。
     我不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恐惧症源于什么。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抗拒它的方式，并且身体力行，一一实践。
     当我发现节日太少，已不足以填补漫长的日子时，我就制造节日。大家三天一小聚，七天一大聚。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朋友们纷纷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节日制造地难度越来越大，我自己也开始厌倦。
     这时突然发现自己已不再年少，长长的日子，已经开始需要平静的度过，欢聚一堂的少年时光已结束，到了一个人单身上路的时候了。
     我开始学习节制，学着一口一口地吃饭，一步一步地走路。让成年人的平和，掩盖少年的浮躁。尽管这种变化一开始是这样的难以适应，但只能这样。
     近两年来，我总在想什么是幸福的生活？从前这并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当“节日”、“酒”、“聚会”所制造的幸福已难以填满我越来越幽深的心灵时，我不能不面 对它。
     我要面对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在日光灯下过日子，一种是在闪烁的灯火里过节。
     我太迷恋节日的五光十色了。当我在岁月十分之一的节日里，耗去了十分之九的热情之后，漫长的孤寂与疲惫便开始肆虐。
     我曾有过一次吸毒的体验。
     当毒品的快感像潮水一样漫过我的胸口，抵达我的全身之后，我步入了梦中都难以想象的佳境。人被无形而又强大的幸福磁场所擒获，坠入无边无际的欢乐之渊，人与人在这里没有隔膜，交流的障碍被交融的磁场化解得无影无踪。灵光迸现，天马行空。一切都不能自拔。幸福、理想、欢乐全都融于一体，在汇合、在下坠、在注入……极致的概念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此后的几天，我垮了。心和大脑全部被淘空，甚至连两条腿，也像是被蛀空的谷壳。人像一条影子，在阳光下飘来荡去。
     以后有人问我吸毒的感觉是什么？我说，毒品能让人把一年的饭，在一次晚餐中全部吃完，但今后决不给你增加定量。
     这次经历让我想到了许多，有时觉得这甚至是我过去生活态度的一种极致体现。
     感谢上帝，让我看见了自己。
     我的一个朋友写过一篇《三十而立》的文章，他说人一过了三十岁便要做栋梁了，栋梁是什么？就是一根不长叶子不开花的柱子，什么事都得扛着。今天不知不觉我也到了做栋梁的年纪，想想日子过得真快。

     前两天一个同事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儿子跑到办公室，跟爸爸说，暑假他的一个同学去香港了，他也想去。同事摸着儿子的头说，那就得靠你自己啦，现在好好学习，长大了想去哪儿都行。儿子听完一脸惆怅，沉默了许久，自言自语：我真想明天就长大！
     他的话和他说话的神情让我久久难忘。那一瞬间，我似乎又看见了当年雨地里抱着白网鞋走向学校的我。我觉得有好多话想讲给面前的这个孩子听，可最终一句也没有说出来。
     人总是会把解脱烦恼的期望寄托给未来，幻想着一种只有快乐没有烦恼的日子的来临。这不仅仅是孩子。
     其实生活永远是这样，快乐只是春天里的花朵，它会时常开放，但不会永不凋谢。

     存在方式很重要。是姿态，是观念，也是秉性，更昭示未来。

     绝不能马虎、糊涂。

 

     发现手机上两年前的一个日志，展望当时还远的而立之年，那时身边的是非、颜色，很鲜明，我经常徘徊在“To be,or not to be? ”这样两个极端之间。

    《而立危机下的减法》

    “扔掉架子，留下骨头

    “扔掉人际，留下本性

    “扔掉表象，换来深入

    “扔掉酒肉，留住朋友

    “扔掉情欲，坚守爱情”

 

      写得多好多可爱。

   

    这个坑是自己挖的，现在来填已经是十天以后。6月了。

    一直想整理自己。到了该整理自己的时候。

    但是一直理不出头绪来。这一年身边罕有大是大非，而事物的规律也大都不是我的06到07年那样的遭遇中，简单的“是”或“非”能说得清楚的。

    所以难理。

    没有简单的是或非，那么一切的标准其实就是你自己要什么、以及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问题了。

    说得容易。

    这个年纪，时间和创造力不再是十几岁那样可以恣意妄为的了。

    需要清楚。以理想和现实为维度，周围的人们迅速奔向两个极端。有破釜沉舟跳槽的，有塌塌实实奔着新闻理想去的，有迅速发婚生子的，有诗人向市场妥协的，还有完美主义青年狂躁型抑郁症的。

    眼睁睁。

    奔了极端去的，一般都没有太多的纠葛。起码表面上看来。

    但是我拧巴。俗世的温暖欢悦当然需要，也已经具备；但我肯定不能只是具体地活着。

    活着，为了什么？一个必须经常问自己，又肯定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这一年不再经常有没心没肺地聊天，也不再经常有醍醐灌顶的畅谈，那种050607年一众好友倾谈中的迷醉也已经罕见。依然和友人相见，但都不再沉迷在话语的快感当中。彼此在，是最重要的。

 

    杂志继续的第一个采访成稿很艰难，每每坐下，但懒惰和不能集中精力，于是把自己逼到死角。很多事我居然都是逼到死角和DEADLINE才完成，这感觉相当不好：心头总有大石头。

    发现了自己以前骄傲的文字中明显的雕琢感。其实真情实感文字朴素就好。注重形式是每个年轻人都会犯的毛病，现在它醒了，我老了。

 

    想念那些突然的醍醐灌顶和各种的高峰体验。往往在那些情况下我能够找到所谓“感觉”。

    但生活给我出的题是：安安静静地整理。

    这题更难。

      采访带着脑子去，就两条：

      一，别装，问自己真正感兴趣、想过的、和主题有关的问题；

      二，设身，处采访对象的“地”，从他的角度想问题。

      没别的。

      下月开始继续杂志的稿。

     天气渐热，想起盛夏要去北京继续读书。欢喜，盼。

     去年的夏天，也盼望北京学期的开始，但那时的心态是逃离西安的生活，单纯地做一个学生，至于学到什么，状态是什么，不太在乎。

     此时的心态是想念被注入新的东西，被未知激活的那种大快乐。

     这一年这种感觉越发明显，被未知激活的快感，以及激活后自己找补，把这种激活变得更塌实的满足感。

     这是好学生的状态吧，我终于由伪好学生往好学生发展了。

     前天晚上在万邦书店碰到大学同学国彬和东海，惊喜中发现现在看的书都和新闻专业无关，他们手里是雷人的文心雕龙等等，我手里是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26岁时就写出来了，唉。。。）和炎黄春秋。都觉得新闻只是工具，没意思。

     老大爷同学说，真的不容易，每个人从一种状态调整过来。

     北师大的校园里有很多树，和我的师大一样高高的；图书馆里安然，大厅里贴着各种讲座的消息；操场红红的，尽头有秋千；到了夏天，那里是什么样子呢？